一 纪慎之：从无到有
初涉产品研制、应用与质量问题
1970年到所工作后，参加的第一个科研项目是研制“地炮综合指挥系统”中的激光测距机，我的任务是测距机中的数据处理和显示部分，后来又完成了指挥系统中的雷达模数转换装置。为了提高系统的稳定性与可靠性，通常有两种办法：一是将采购的元器件在自行设计的简易装置上进行老化、筛选；二是整机装调后送附属工厂进行高低温试验，时间、温度彼此参照，自行确定，没有统一标准。系统出所后几次外场试验下来，激光时有时无，我们戏谑称之为“炫光”，我搞的模数转换装置中的放大器也时有零点漂移现象。前后搞了5年，最后不了了之，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从建所之初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所先后完成了近200个项目。比较好的是用于“两弹一星”的地面或海上电视测量设备，总体单位或使用部队派员跟踪、检查。交付使用后，一旦要执行任务，整个项目组全员出动、保驾护航，生怕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出毛病。之所以这样，一是由于当时所用的元器件本身就不太稳定；二是在产品或系统研制过程中整个阶段没有相应的检查、控制和管理；三是受认识水平所限，从领导到科技人员都不了解产品实现的全过程和管理手段。当时全所没有专职机构或人员负责质量工作，也极少有人谈起质量两个字，即便说起，无非是好与坏、稳定与否。
开始倡导企业文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时任所长蒋新松为了践行“不断提高研究所存在的社会价值，尽快增长研究所的经济实力”的研究所发展方针，以其对技术研究本质的认识及对国家战略需求的了解和担当，下决心摆脱学院式科研模式，真正实现科研成果的转化。他在我所开始大力倡导企业文化，推行“市场开拓+研制加工+计划管理，质量全过程控制”即“3+1”模式。
1992年3月，研究所设立质量保证办公室；同年7月，又成立了事业发展部。在研究所层面上设立这两个以“产品和市场”为对象的管理部门，在当时科学院系统100多个研究所中，可能也是独此一家。质保办第一任主任是金守亮同志，在他的领导下，质保办根据《军工产品质量管理条例》编制了《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质量管理手册》，逐渐设置了质量管理、检验管理、计量管理、标准化管理等岗位，按照客户要求，配合项目组对一些重点环节进行了管理和控制。
这些措施，对我所的军品民品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1995年，质保办曾获科学院系统质量管理优秀QC小组称号。
启动ISO9001认证工作
1994年，ISO9001-1994颁布实施，原国防科工委在等同采用该标准前提下，增加一些特殊要求；1996年，GJB/Z9001-1996颁布实施，并明确要求强制认证。1997年，质保办提出了《关于质量体系认证工作的启动意见》，时任所长王天然高度重视并决定在中科院系统首批启动ISO9001认证工作。由主管质量工作的原党委书记、副所长艾荣群主持制定了质量体系认证工作计划，组织有关人员到已经通过认证的中航601所等单位学习考察，开展骨干培训工作，着手编写、宣传、贯彻质量体系文件。当时从事科研工作的曹玉林和梁景鸿分别是光电工程部和水下机器人工程部的兼职质管员，他们积极参与了部分文件的编写，并在质保办的安排和指导下率先在这两个部门贯彻试行。
1998年4月，我在担任科技处长和事业发展部主任期间，兼任临时组成的包括科技处、质保办和条件处在内的综合办公室主任，为的是协调相关部门特别是相关研究室配置质管人员、编写基层执行文件、纠正预审时发现的不符合项。根据有关标准，归纳、分析了专家们提出的问题，决定采取分类、分区、分级的原则以及三层文件表格化的方式，协助制定了《作业指导书编写任务分配计划》，进一步清理和补充了各类文件和数据，制定了认证过程中的奖惩措施，同时亲手编制了科研用三层文件。1998年12月，经过全所的共同努力，几经周折，通过现场审核和整改；1999年1月13日，获得民品质量体系认证证书；1999年4月15日，获得军品质量体系认证证书。
当时，我对ISO9001标准的认知还是十分粗浅的，甚至对一些基本术语也是一知半解。比如，为了表明某项产品研究与开发已经得到了确认，我亲自为研究室编写的“设计和开发确认记录表”上要求填写项目名称、日期、责任人、验证方式、使用仪器等一堆无用的东西。其实试验、用户使用报告、专家评审等就是一种验证或确认方式。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十分幼稚和可笑。在大家对ISO9001标准要求都不甚理解的情况下，我那时提出的三层文件表格化，对加速推进认证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造成了画蛇添足和两层皮的现象。
取得认证后，我下决心把ISO9001弄明白，不多做一份记录、不多签一个没用的字。前后三年，结合我所实际，我和质量管理人员反复学习思考GB/T19001《质量管理体系要求》，随时向审核专家学习，对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进行了大幅度改进，增强了可操作性。1999年至2002年共接受了9次监督审核，并在2002年底完成了质量管理体系的换版工作。其中文件的编写、策划、整改等工作，大部分由曹玉林同志组织或亲自完成。
实践证明，要将质量管理体系做实，绝非易事。研究所文化根深蒂固，此前都没有从事过真正市场意义下的产品研发，没有切身体验。从无到有、从虚到实，是一个不断学习、探索、实践的过程。
质量体系审核员工作
退休之后，经学习、培训和考试，我取得了中国新时代质量体系认证中心的审核员资格，参加了不少企事业单位的质量体系审核工作。我发现审核员队伍良莠不齐，一些来自大中型军工企事业单位的资深质量工作者，他们对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理解深透、对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具有的敏锐洞察力、秉公执法的职业操守，令我感佩不已，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好多东西。但也有些人缺乏基本的专业知识、对标准理解不够、对审核准则把握不准，个别人缺乏起码的职业操守、利用手中的那点权力对客户吃拿卡要，引起受审核单位不满，我内心也相当反感。
参加质量体系审核中，我和其他审核员时有不同意见，甚至发生过争论。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大学审核，到一个正在搞月球机器人研究的教研室参观审查，一位来自航天部门的资深审核组长说这个项目应该纳入到体系当中，并按标准提出了几条不符合项。我说这个机器人距离实际应用相差甚远，还在探索阶段，不适合也没必要纳入体系当中。审核实践中，我向一些同行学到了不少知识和技巧，但有时也不得不违心地屈从于某些不恰当的做法。
认证机构不规范的市场化运作，有时会导致认证证书含金量严重缩水。1999年，我所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后，一个兄弟单位的负责人向我所借质量手册和其他相关文件，供他们参考。我问，找哪家认证？什么时间开始审核？他说证书已经到手，需要增补这些文件。真是匪夷所思！
反思与期待
我专职质量工作时间不长，但涉及质量与质量体系的经历却丰富多彩。代表我所多次接受外来的审核、审查、检查、评定，也作为专家对不少企事业单位进行过体系或相关资格的审核、检查、评审、认定，参与过多种不同类型项目的鉴定，同时又做过十几项以质量为主要对象的重大项目监理。2002年作为我所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国家质量认证认可监督委员会主办的全国百家获证企业证书授予大会。回顾与反思，不乏切身感悟和体会，也有许多困惑。
产品质量经历了操作者自行处理、领班监督、检查员检验、质管部门负责，直至全面系统的质量管理等几大阶段。ISO（国际标准化组织）借鉴和总结了全球优秀企业的经验，形成了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标准族。与全国大多数企事业单位一样，我所接受并采用这个标准无疑是非常必要和正确的。尽管在执行过程中由于自身或外部原因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它在保证产品质量、改善客户关系、提升单位竞争能力等诸方面，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ISO9001覆盖所有领域39大类、近千小类的产品，其通用性、浓缩与精炼程度非同一般，要透彻理解、合理运用实属不易。学习、培训、辅导固然必要，实践更是有效的途径。我对ISO9001一直抱有坚定的信念，对它运行的生态环境充满期待。在所里做了20年科研、10年科技管理、5年质量管理工作，相较而言，质量管理的技术含量与难度，绝不亚于科研和科研管理工作。任何管理，必须对所管理的对象要有深刻的了解和把握。像我们这样一个创新型研究所，涉及那么多学科、领域，而且有些还是前人从未涉足的，要了解与把握实属不易！
二 曹玉林：从虚到实
前面，纪慎之先生对我所质量管理早期工作做了回顾，作为后辈，这里我（曹玉林）对后来的工作做些梳理。
质量体系运行初始阶段
1999年5月，我从研究室调到质量条件处，岗位是质量体系高级主管，对ISO9001标准边学习、边体会、边实践。最初几年，从理论到实践都是半懂不懂。当时科研项目的做法与质量要求存在两层皮现象，即课题组根据任务要求搞一套，课题组对质量体系运行需要的某些证据既不需要也不认可，为了保证年度监督审核通过，不得不按照体系运行要求额外准备一些文件和记录，也就是另搞一套！原因有二：一是研究所承担的任务都是单台套地面设备，即便为靶场或基地提供的也是地面保障设备，GJB9001标准的许多特殊要求不适用于这类产品，为了现场审核提供相应证据，课题组不得不勉为其难；二是外审员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审核员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指导建议”，常常误导。
在质量体系认证推动下，尽管存在两层皮现象，但整个科研团队的质量意识提升非常明显，做了很多实事，如清查元器件工作和规范文件记录。GJB9001标准是针对系统级军工产品研制提出的要求，大大超出了当时研究所承担的科研产品实际要求，研究室也没人针对具体项目实际需求开展专题质量策划，为通过审核而准备的证据成为课题组的负担，科研人员不愿参与，这种以认证为导向的做法导致了科研和质量两层皮现象。
调整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2000年至2004年间，我所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光电技术取得重大创新突破，相继承担了多个航空项目的部件级和分系统级产品研制任务。2005年，有三个重点项目同时进入外场，开展密集的飞行试验，科研产品的质量面临严峻考验。为了应对科研生产快速发展的新形势，时任所长王越超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出要解决科研与质量两层皮的问题，提出了质量体系紧密结合科研项目就是创新文化往深里去、往高里拔的指导思想。
2005年，研究所决定成立科技质量处，增设了质量管理和项目管理岗位，军工办独立运作。同年，因用户需求紧迫，航空型号产品提前进入批量订货阶段。为加强现场质量和工艺管理，光电信息研究室内部组建独立的生产部，将科研与生产分开管理。今天看来，当时迈出这一小步，实际上推动了质量体系的结构性调整，是沈阳自动化所质量建设史上的一项重要举措。
尽管进行了局部调整，质量体系依然不适应研究所的快速发展。技术上的突破，带来了大笔订单，管理上出现很多盲区。如技术状态不受控，导致产品一致性差，重复性质量问题多；软件配置管理不受控，导致软件版本错装；不合格品管理不受控，导致废品率高；没有工艺文件指导，产品稳定性差；质量信息不受控，导致重要信息所领导不知道；质量问题归零概念缺乏，对问题处理随意性大；研制过程不规范，文件不受控，等等。
光电信息领域技术和应用上的重大突破，分系统级产品获得了大量订单，进度和质量要求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质量体系要求带来了巨大考验。这一过程中，我们认真学习，逐一整改。在整改期间，顾客代表针对我们的困惑，将企业经验介绍给我们。通过整改对我所质量体系改进和后续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个阶段，质量体系调整是基于当时组织机构框架下的充实和完善，以型号项目需求为切入点，建立了指挥调度系统、生产管理系统和质量管理系统，形成了调度、生产、质量三位一体的管理机制。
建立独立机构强化质量管理
随着更多重大项目培育成熟，研究所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订货量逐年增加，每年新签合同额大幅度增长，质量体系面临新的考验。2007年，研究所决定组建工程项目处、质量管理办公室和机电产品制造中心三个职能部门，我担任了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2009年，又升格为质量管理处，我担任处长，进一步强化质量体系建设。
随着航空光电产品跃升到分系统即二类产品，伴之而来的新的困惑是，配套单位的进度和质量严重制约了研究所的履约能力，外包过程的管控成了新的考验和必须解决的难题。主管副所长史泽林直接部署外包过程控制措施，责成质量办派出专人驻厂监督，技术人员随时到现场协调。对配套单位的关键部件，质量办委派检验员下厂验收，最大限度减少装机后的返厂率。我们始终坚持开展技术归零和管理归零，及时解决相关问题，锻炼出一批行业内有影响力的归零专家，如史泽林、罗海波、向伟等。这支用归零思维武装起来的科研骨干队伍，为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历经两年艰苦努力，基本能够按照合同要求的时间节点完成批产交付任务，而且交付的产品质量口碑远好于一些老牌的行业单位，连续多年受到用户主管领导的表扬。这两年的质量体系，始终围绕制约研究所重大产出的瓶颈进行调整、强化，质量管控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职能和职能分配更加明确。以前只要提到“质量”两个字，很多人都认为就是质量部门的事，而这时遇到质量问题，相关部门能够集中讨论，明确分工、各司其职。
2008年，我所建所以来首次承担系统级某型号研制任务。GJB9001所有要求都需要不折不扣的贯彻落实，尤其是“六性”（可靠性、维修性、保障性、测试性、安全性和环境适应性等通用质量特性）要求更需要从策划、设计、验证、试验考核全过程来实现，质量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这一时期，我所质量体系同时面临两个重大项目的挑战，一是光电项目批量订货，二是水下项目正样和定型。事实证明，研究所相对完备的质量体系经受住了考验，也培养了一支职能清晰、组织严密的质量师团队，基本解决了两层皮问题。
打造质量体系升级版
2012年以来，研究所投入大量资金购置和研制了很多调试和检测设备，提升了产品质量保证能力。针对如何提高质量体系运行效能，所长于海斌对质量保障团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质量、安全和保密工作就是沈自所的软实力，在竞争残酷、技术势均力敌的态势下，就要靠软实力取胜！”主管副所长史泽林强调：“做产品和做课题不是一回事，产品是要用的，而且要用得住。可以用产品的思维做课题，而不能用课题的思维做产品！”
“潜龙二号”是用产品思维做课题的典型。该项目没有明确的质量要求，总设计师刘健将型号研制思想引入项目管理，作为产品来研制，严格技术状态管理和质量问题归零。在质量和进度冲突的时候，该项目团队始终坚持质量第一原则。该项目因湖海试验暴露出外协部件存在可靠性问题，总设计师刘健顶住推迟交付的压力，坚持完成技术归零。产品质量最终得到用户的高度认可。
在此期间，围绕提升质量体系运行效能，我向党委书记兼副所长、管理者代表桑子刚建议，将质量师下放到研究室，紧密围绕项目开展质量工作。这项建议得到了桑书记认可，质量师下放到研究室后，也得到了室主任的认可。2014年，我所开始参与航天项目型号研制。航天产品质量要求是“预防为主、一次成功”，火箭点火后，要么成功、要么失败，没有其他选项。航天项目质量管理要求非常苛刻，立项后总体单位就下发数据包，数据包对文件和记录要求非常详细，小到每个器件的合格证、每个原材料的化验单，大到每份文件的详细要求。这些要求远远超出了GJB9001的要求，成为研究室面临的难题。
2016年10月，为加强航天产品现场管理，所里决定把质量处副处长调到该研究室担任分管质量的副主任。设置分管质量的研究室副主任、组建质量保障团队是质量体系结合所情的创举，是破解难题的重要举措。
自1999年以来，我一直从事质量管理工作，亲身经历了认证以来质量体系逐步调整完善的艰难历程。我所的质量体系始终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与研究所发展需要相适应，围绕重大项目的客观需求，不断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自我纠正。
三 纪慎之、曹玉林：任重道远
2017年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振兴制造业，要推动制造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战略性转变，让提高供给质量的理念深入到每个行业、每个企业心目中，使重视质量、创造质量成为社会风尚”。李克强总理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质量时代”。“质量”已成为时代强音，党中央、国务院已将“质量强国”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三个面向”“四个率先”新时期办院方针指引下，研究所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发展态势令人鼓舞。伴随着更多“上天入海”高难度和高风险项目的实施，机遇与压力并存，一旦重大项目出现重大质量问题，社会影响将是巨大的，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作为综合实力之一的产品质量愈发重要，这就要求质量体系不断适应快速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不断适应愈加激烈的外部竞争环境。
我所研制的产品复杂多样，其应用领域有航天、航空、舰船、信息、厂矿等，每个领域或部门对所应用的产品和产品形成过程，都有相应的标准和规范；其工作环境有深海、水面、陆地、高山、太空等；产品或项目的规模、构成、用途属性不尽相同，有部件、装置、分系统、系统级；有主系统、配套设施、保障设备；有单台套、中小批量、大型工程等。即便是同一种产品，也因上述差别，在质量要求、执行标准程度和控制方法上都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将质量管理体系做真、做实、做好、做优，前路漫漫。
GJB9001C-2017标准已发布实施，按照系统级装备的质量要求，新标准对研制全过程风险管理提出新要求，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进而降低装备研制的风险。新标准删除了“预防措施”条款，但将其所需开展的工作贯穿研制全过程。“两证合一”工作全面展开，取消了GJB9001认证，用年度二方审核代替认证，将来还要搞GJB9001成熟度评价。这些变化都对研究所的质量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
质量管理是一门科学，需要我们不断学习、探索和实践。需求是学习的最大动力，实践是学习的最好老师。我所质量管理体系运行20年来，经过不断修正、改进、完善，在保证产品质量、增加顾客信任、提升综合竞争实力等方面，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作为质量工作者，面对巨大的内部和外部压力，我们更应看到自己的不足，认真总结反思以往的经验教训，准确理解和把握现行的质量标准与法规要求，尽可能深入地了解相关的专业知识，体验与发现各类产品实现过程的内在规律，将质量工作做到实处。不仅要善于发现与质量相关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要善于发现质量体系的薄弱环节，分析原因，及时采取有效的纠正措施，使质量体系尽快上升到通过风险识别采取预防措施，进而避免问题发生的更高境界。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质量强所，任重道远。
（因篇幅所限，原文有删减）
作者：
纪慎之，男，1943年8月出生。1970年1月至2003年8月在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工作，研究员。曾任科技处处长、质量条件处处长、所长助理等职。现已退休。
曹玉林，男，1963年1月出生。1994年7月至今在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工作，四级职员。长期从事质量管理工作，现任质量管理处处长。
